(59)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领导职责 从调整对象角度来看，领导主体所拥有的领导职责(也是职权)属于领导法规关系的内容要素，应纳入领导法规范畴，否则，领导法规关系就是空洞的。(二)学界理解的领导法规 不过，学者们对于领导法规的理解有所不同。
其四，国法规定有关组织有保障党的领导活动的义务。当某些单行文本难以非常确定地归类时，实事求是的做法是择其要者而定之，只要将此类单行文本归入相对合适些的制度板块即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4.领导保障 为使领导职责得以正确履行，一方面需要机制、经费等方面的促进性保障措施，另一方面需要督促检查、考核评价、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监督性保障措施。(《人民日报》，2019年1月19日，第6版。
根据当时的党章，公司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决策公司重大问题。(二)党的领导法规不同于党的领导制度 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并强调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统领地位。(62)高质量立法要尊重和体现社会客观规律，回应国家和人民对利益调整、秩序维护、公平正义的期待，还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才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有效实施。
五、结语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是中华民族发展、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选择。决策程序、执行程序、争议处理程序、监督程序等等是划定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行使、保证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机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主要途径。为提高对话的有效性，尽可能实现充分沟通，论证过程遵循主体平等、无强制性、理由的公共性等规则，(51)以保障主体表达的自由、清晰、完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的核心价值追求。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反腐败法律主动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尽快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司法与社会保持有效沟通，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53)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上述国内国际情势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维系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进行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有限的资本集中投入最需要领域，以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水平，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健全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
法治不仅意味着治理技术的革新，而且意味着治理模式的转型，是实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20) 其次，法治建设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决策者对决策信息和最终决策提供充分的解释与论证，尤其是回应不同意见，就不采纳某种意见说明理由。自治的本质是民主之治。
依法办事就是依程序办事，法治思维就是程序思维。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法律则是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行为规范，体现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适用性，以稳定性确保民众对规范效力的信赖与预期。(17)对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主要通过政治运动进行社会动员的治理传统来说，法治无疑是一场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全部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不仅难度极大，而且任务繁重。
在法治道路的选择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决不能走西方路子、照搬他国模式，要注重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吸收和创新发展中华法治文化优秀传统，理性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探索符合法治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突出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法律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才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缓冲与协调机能，让国家与社会保持平衡互动，在实现执政党治理目标的同时保护社会和个体的利益。(19)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同时，世界秩序与游戏规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博弈均衡的产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公平竞争可言，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充满政治、经济风险。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29) (一)法治建设理想：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完美结合 首先，法治建设的内涵是构建良法善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二)程序思维 所谓程序思维，是一种用程序的眼光看问题，运用程序技术或程序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只要加强思想引导，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是完全可以形成共识的。
(41)对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提出的四点要求中，第一点就是要守法律、重程序，指出这是法治的第一位要求，(42)等等。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道德规范不具有法律规则的明确性、外部性。(25)其中，自上而下的推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则来自人民群众的参与，二者的双向互动确保了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让处于法治后发赛道的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83) (五)运用程序思维实现普遍正义与个案公平并举，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程序性是司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而法律本身不是权力，不具有强制性的控制力，法律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
(64)前引(14)，习近平文。(37)前引(14)，习近平文。
第一，程序思维是一种实践性思维，体现了人的实践理性，即人类特有的根据行动的具体环境、依据特定的理由进行判断和选择，进而有意识地采取行动的能力。程序固然表现为一定顺序的步骤和阶段，但程序绝对不是构成机器自动运行的那些命令、步骤的组合，不是目中无人的自动售货机。
(57) 四、通过程序实现政治与法治的协同 程序思维和程序方法，对解决法治与政治纠结难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这应该算一个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四是司法整体公正与个案公正的冲突。(76)参见张文显：《三治融合从原发创新到持续创新》，载《治理研究》2020年第6期。即便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也有可能抱持不同的道德观。
(24)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规划中提出的法治建设内容极为庞杂，包括法治体系建设、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司法权运行机制、权利保障体系、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方面，工作任务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单独依靠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均无法完成，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担当的执政党担负起为法治建设勾勒理想图景、引导法律发展走向、部署建设方案的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分别从改进党的领导、依法执政、立法民主化科学化等方面多次论及程序的重要性。从权威来源的角度来看，党与法的关系难题实为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并存和兼容难题。
程序方法或步骤是：首先就程序规则问题达成合意，接着各方用证据与法理展开对话，在听取对方观点的基础上反思、调整自己的主张。当不同的价值理论存在分歧时，程序思维主张先搁置分歧，通过对话在微观层面上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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